本来，在先秦诸子中，如果说以杨朱和庄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思潮着重强调了只有个体性的为我才是本根至上的唯一原则，以墨子为主要代表的墨家思潮着重强调了只有普遍社会性的兼爱才是本根至上的唯一原则，以孔子和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潮着重强调了只有团体性的父子血亲关系才是本根至上的唯一原则，那么，以商鞅和韩非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潮，则着重强调了只有团体性的君臣法治关系才是本根至上的唯一原则。

所谓因缘，是指识的现起，就是具有内在的自动的力。而在哲学上来看，所谓现象界之实有并非实在。

一般人大概不自承有本来的心，而只是妄执的心夺据了他本心的地位。），是遍一切时及一切处，恒自充周圆满，都无亏欠的（此中时和处，乃设言之以形容其圆满之极。因此，以乾元名本体更为恰当，而以本心为本体乃权说。他说：余以二义释乾元、坤元。[40] 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41页。

极微计与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原子论相似：原子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原子组成，故原子乃宇宙万物的本体。[52]在他看来，乾元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乾不即是元。致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这些话虽由臣窃以为发端，但作为受众的皇帝实际上所面对的显然是一种耳提面命和居高临下。帝王拥有君权，但世既尊儒，已使师道始终在孔子一面。之后宗族的由散而聚和一路衍蔓，以及汉代的宗族不同于唐代的宗族，唐代的宗族不同于宋代的宗族，都与儒学的消长流布内相因依而外相盘连。修身和克己都是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而其间的努力皆旨在使身心与禽兽的距离日趋日远，以实现一己的人之所以为人。

此种理想，《尚书》‘汤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之后，两者都成了儒学的基本观念。

新朝之继起，是新朝能再造这种东西。与之相类似，由于惟天惠民和天其相民成为一种通贯于先王和后王之间的信仰，则本在人君俯视之下的一个一个小民，又从整体上始终比人君离天更近。以时序而论，强盗结义源出老传统，而由知识人作主体的秀才造反本属新面目，但章太炎之以此比彼和扬此抑彼，显然是在勉勖新面目向老传统作见贤思齐。汉学时代并伪焉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以历史旧义为本义的革命传统。民本：敬天而重人事周人与殷商一代的人间秩序不同，精神世界也不同。

是以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年追溯中国政治思想史，曾于此一段深作阐述，说是君主不能践其责任则如之何？人民例得起而易置之，是即体现天意而‘改厥元子也。但就一人一身而言，儒学又深信时君都会出错犯过。

而后，笼罩和重压都成了校正物之不齐的内在束缚和外在规范，使其中的多数人瞻顾于名实之间，自觉自愿地承担起官常所属的道德责任和不自觉不自愿地承担起官常所属的道德责任。两千年来读圣贤之书的士人以臣事君以忠为伦理，并在君臣伦理之下长久地维持了一种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他把现在和以前分开来，然而相比于强盗结义，其意中的秀才造反虽然后起，却并不能算是一种进化，是以继之又引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其圣者也。因此同一年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盛赞中国君主时代有专管弹劾的官，像唐朝谏议大夫和清朝御史之类，就是遇到君主有过，也可冒死直谏，直白地称为一种很好的制度。然后总括而言之曰：好榜样的由来不出三条路，一是过去的贤人哲士，二是在权位而从政的人，三是人间之师道。其间的立足点便是被称作大学之道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后是协和宗族的过程便与睦族振穷的过程相表里，在宗族之间的通声气和济有无里从五服之内延及五服之外。

前哲所以龂龂仅是者，其于政本之义盖有所真知灼见，非苟焉已也。是以儒学张扬人能弘道，两千年来影响后世深而且广的便是信任人性的孟子那一路。

周人立子立嫡，正是在殷商制度的旧辙之外另开一局。其意中的德和礼当然都是教化之所托。

然而在他们笔下召之即来而言之娴熟的，常常还是以汤武革命为起点的道理和由汤武革命派生的情理。而远去的历史之能够被追怀，亦已见其中自有耐得住深思久想的人情物理。

自谓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迨晋室南渡，随之而迁的士人，又往往动辄以率亲党数百家裹挟而成为常态，而此后最终汇成的，是当日中国的重心南移和此后中国的南北交融。帝王之应当尊臣下和惧臣下，皆在于尊和惧所面对的，都是常在臣下一边并常由臣下表达出来的圣人之教。在这种用伦常构筑起来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贯连里，作为自我的个体便一面要勤谨地承接父祖的精神生命，一面又要使之在子孙的精神生命中不绝地传衍下去。

若以儒者之学本是为己之学相对比，显见得都隔了一层而不能由外入里。由此造成的损益，则不仅牵动了权力结构，而且牵动社会组织，牵动人间伦理，从而最终牵动了文化。

与后一面相对应的，有周公儆子的《诫伯禽》，以及由此一脉蜿蜒地产出于两千年之间的家训、家范和教子书。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然而说性恶的荀子又相信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其旨归已与孟子说性善的本义相去不远。这种多数的共鸣所反照的，正是读圣贤之书的人大半都心同此理。

显然，相比于狭义的责任，贤贤、尊贤和尚贤更着意的全都在领袖与引导一面。而与之相对应，由恶之可耻而恶之无可耻，由恶之无可耻而恶之为荣，则都是人间的教化越来越少。以及明代起于伏阙争谏的廷杖严酷和清代起于说史论经的文祸蔓延，等等。君主之应犯应谏和可犯可谏所以能够进入历史记述，并被尊为典范，就一端而言之，是自周代开始君位传子而立嫡立长，则居嫡居长皆得自天生，论其人物，未必都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持以为存亡者也。然而父子之道成为五伦之一，其本义和特点更多地又应在于人际之间的纵向延续。

于是而有屡见于汉末魏晋数百年里动辄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以集众自守的坞堡。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

因此柳诒徵后来作《中国文化史》，于此一节总括而谓之曰尚鬼，故信巫。然后概括而论之曰：儒者之绩亦伟矣。